
在零下三十度拍了七天
为了拍《落雪的声音》,我们在呼伦贝尔待了整整一周。每天早上五点起床,相机的电池只能撑二十分钟就得换。但当你看到那片无边无际的白时,一切都值了。
创作背后的温度与思考。每一部欧乐影视作品的诞生,都有故事之外的另一种温度,值得被认真记录和分享。

为了拍《落雪的声音》,我们在呼伦贝尔待了整整一周。每天早上五点起床,相机的电池只能撑二十分钟就得换。但当你看到那片无边无际的白时,一切都值了。

拍《檐下听雨》时最大的困难不是雨,而是光。我们要在老宅的每一个角落复现三十年前的光线质感。最终用了七种不同的柔光纸叠加,才做出了那种旧照片般的漫射光。

《有风吹过》那个著名的长镜头,其实拍了十七遍才过。不是因为技术问题,而是每次风吹的方向和力度都不一样。我们想要的那阵恰好掀起门帘的微风,等了整整一个下午。

拍摄《煤的呼吸》时,我第一次下到三百米深的矿井。黑暗是有重量的,它能压在你的胸腔上。矿工们每天在这里工作八小时,但他们说习惯了就不觉得黑了——因为头灯的光就是他们的太阳。

《最后的信》的主角原型是南京一个真实的老邮递员。他退休后每天还是穿着那件绿制服在街上走。我们想在他曾经工作的邮局取景,但那个邮局刚好在拆迁名单上。他和我们一起去找拆迁办,最终争取到了延期一周。

我们正在拍《沉默的群山》时,村子开始蓄水了。每天醒来,水位线都比前一天高一些。最后三天,我们是划着船去拍那些即将被淹没的梯田。那种眼睁睁看着一个世界在你面前消失的感觉,终身难忘。

《日常的诗》里有一部短片是用一台2014年的诺基亚拍的。480p的画质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怀旧感,像老式DV带的感觉。有时候,限制反而成了最好的滤镜。

拍完《洗照片的人》的第三天,老周给我打电话说房东不续租了,暗房要关了。我拎着相机赶过去,拍下了他最后一次开红灯、最后一次把相纸放进显影液、最后一次用竹夹子夹起照片晾干的全过程。他说,结束了。

《夜航船》的夜景全是在真的长江客船上拍的。三个通宵,我们跟着船从重庆到宜昌。最难忘的是凌晨三点,一个老人坐在甲板上拉二胡,月光洒在江面上,船笛声远远传来——那一幕没在剧本里,却是全片最好的镜头。

拍《谷雨前后》时,我注意到了采茶女的手。那些手指在嫩芽间灵巧地穿梭,快得相机对焦都跟不上。她们说,好的采茶女的手是长了眼睛的,能摸出哪片叶子刚好该摘了。我花了三天时间只拍手,发现每一双手都有自己的故事。

为了录到《蝉时雨》里那七分钟的蝉鸣,我们在南京紫金山上蹲了整整两个夏天。第一年的录音有飞机声,报废。第二年天太热,蝉叫到一半就不叫了。第三年终于等到了一个完美的、没有杂音的蝉鸣午后。

在贵州拍《纺车转啊转》时,进村的山路太陡,车根本开不上去。是村长老马用他家的马一箱一箱把器材驮上去的。马走了六趟,最后一趟累得直喘。但老马说没事,这马比我还老,它知道这是给村里做好事。

拍《冬至》里的团年饭场景,我们真的等到除夕夜才拍。摄影组七个人,分赴七个不同的家庭,同时按下录制键。那一晚,我们拍了七顿不同风味的年夜饭,七种不同的团圆方式,还有七种不同的孤独。

《一日看尽长安花》采用了完全无剧本的拍摄方式。每个城市派一个两人小组,从凌晨四点到第二天凌晨四点,只记录,不干预。这种拍法很冒险,因为你不知道会拍到什么。但正是这种不确定性,让影像有了呼吸感。

拍《听长辈讲过去的事》时,我在浙南山村遇到一位九十三岁的阿婆。她泡了一壶自家种的茶,从下午两点讲到天黑。她说起1942年逃难的经历,语气平静得像在说别人的故事。那一刻我明白了:真正的记忆不是记录在胶片上的,是长在骨头里的。

《迁徙》的摄影师老刘真的骑摩托车从广州到了重庆,和主角一起走了两千公里。他说只有这样,镜头才能和主角呼吸同一个频率。一路上爆了三次胎,加了十一次油,吃了十八碗兰州拉面。

《白露》里的露水特写用的是显微镜头。为了拍到蜘蛛网上那滴完美的露珠,我们在湿地公园搭了三天帐篷。最难的不是等露水——露水每天都有,难的是等一只愿意在镜头前织网的蜘蛛。最后来的是一只只有指甲盖大小的小跳蛛。

拍《手艺人》时,我们在贵州侗寨看到一位阿嬷用桑葚汁染布。紫色的汁液在她手里变成了深浅不一的靛蓝和紫色。她说这个手艺是她奶奶教的,但现在村里的年轻姑娘都不愿意学了。我们拍了她三天,她染了七匹布。

拍《山海经》时在内蒙古遇上了沙暴。我们四个人用身体围成一个圈保护摄影机,沙子打在脸上像刀割一样。沙暴持续了四十分钟,但我们拍到了难以置信的画面——金色的沙尘像海浪一样翻滚,太阳变成了一个模糊的红点。

我们决定用16毫米胶片拍《纸鸢》。一卷只能拍四分钟,但那种颗粒感和色彩过渡是数字永远无法复制的。整个拍摄用了二十五卷胶片,剪出来只有十一分钟。每次换卷的时候都像在烧钱,但当第一版样片从冲印店拿回来时,所有人都沉默了——值。

《旧忆手记》里的老裁缝系列拍到了最后一件作品——一件手工旗袍。从量体到盘扣,整整做了两个月。拍完的第二天,老裁缝把缝纫机擦了最后一次油,盖上布,关了店门。店门上贴了一张纸:感谢新老顾客三十年来的关照。

拍《归巢》时,我们在村里遇到了一条叫大黄的土狗。它每天跟着摄影组,从村头跟到村尾。有一次我们在田埂上拍夕阳,大黄就蹲在旁边一动不动地看着。村里人说,大黄以前是村委会的,它可能觉得你们这群人需要看着点。

拍《洗照片的人》时,我们带了一群城里的孩子去老周的暗房。当照片在显影液里慢慢浮现的那一刻,一个八岁的小男孩瞪大了眼睛说:原来照片不是手机变出来的啊。老周笑得眼泪都出来了。

在山西拍《手艺人》系列时,我们住在一个还没有通电的村子里。晚上靠煤油灯照明。第一晚我还觉得浪漫,到第三晚就想念电了。但村里老人说,煤油灯的光是活的,它会跳、会闪、会在墙上画影子。电灯的光是死的。

很多人问过这个名字的来历。其实很简单——桑葚是一种很寻常的果实,随处可见,但成熟时那种深紫色极其浓烈,染在手上好几天都洗不掉。我们想做的影像也是这样:取材于平凡日常,但留下的印记足够深、足够久。工坊二字,是因为我们始终相信影像是一门手艺,需要时间、耐心和温度。